苏州市市区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申报工作即将启动

由此可见，香港国安法的社会普法及专业法官的培训同等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法治保障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今，这样的述法活动已成为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年终述职的规定动作。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有哪些做法？怎样提高法治建设满意度……在江苏省邳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述法专题会场，4名乡镇和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接受询问、测评，现场作答不遮不掩。

2021年2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专门出台文件，要求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 现行宪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扬人民民主，集中人民智慧，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遵行。面对这样的案件，可能要作双方的权衡，并有相应的法规。

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也是以人民的道德和权利为中心呢？ 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或许还有一个背景，即西方国家强调它们是法治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人治社会。[8]弯来绕去地说这些，只是要说明，权利这一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大事，如何能更好地实现，仍是人类需要殚精竭虑去应对的。类似的错误也出现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中。不仅因生产力的进步而使物质财富持续地加增，而且因对大自然的把握越来越解放自己。

直到近代，才出现了专门研究如何获取权利（即财富）的学问——经济学，即便如此，现在的经济学仍然是真理与谬误参半，未能完全主导权利获取的进程。反之，中国自秦汉以来是大一统的国家，也可以说是大政府的国家，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多有关顾，管理国家的手段并非仅有法律一端。

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是，道德和权利自身的建设就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而人类对道德和权利的认识，不仅在不断地深化，而且要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人类为此倾注无论多大的精力都不为过。其实，道德与权利的相依相存、互为助益是二者关系的另一面。二、道德和权利的根本性 如上所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更专门地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有了公正性，才能在恶的对立中明辨是非，判定对错，作出正确的结论，给出解决的方案，真正消除恶的对立。

如因权利起了争执，那就是官司。平心而论，一般的拆迁费用标准，还是合理的，基本上都高于拆迁对象的实际价格，绝大部分被拆迁户都乐于接受。我们这里定义的钉子户，试图以个人作非份之想的私利挟持公众或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种有违道德的行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正是在于法律是维护道德与权利的重要手段。

然而，道德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它温暖了人心，和睦着家庭，凝聚着社会，在岁月静好中人们体味着生活的意义。[10]这是我们要预先警惕的。

但这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并没有大的起色，很少看到原创性、突破性的作品。这个力量是强大的，因为在恶的对立中占据着有利地位的一方往往是强力的、粗暴的，如果没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难以压制这一强力的、粗暴的力量，从而结束这种恶的对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有滑坡的趋势，这不只是因为人们追逐权利的加剧（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整个物质条件的改善，随着国家的日益富足，过去很多由个人或家庭承受的困难，越来越多地由国家来承担，由政府来买单。当然，区别还是有的，古人可能不同于我们的思路，在我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和借鉴了当今西方的法学思想后，关于道德和权利与法律的关系，应该作这样的表述：道德和权利是法律之本，法律是道德和权利之用。这些年来，政府为此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道德方面，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中华传统美德的提倡，公民道德建设的加强，道德模范的评选等。如为道德施人以惠，那就是和美。但人们对权利的追逐，恰恰又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人类不仅要生产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还能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因此，我们要悉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有春风化雨般的道德教育，有身体力行的道德修为，有崇尚道德的社会氛围，有体现国家意志的道德旌表。

要阻止这种恶的对立，要结束这种恶的对立，就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的、权威的、公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法律。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理解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安顿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衷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是人类首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解决的历史难题。

我们的权利追逐过于恣睢，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利益时。每年瞅着全国自然科学颁奖大会的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则冷冷清清，是因为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不如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还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实在拿不出像样的成果？ 扯得有点远了，但意思是清楚的，道德和权利自身的建设，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被侵害人却没有自身的对立统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中国要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就要向西方国家看齐，就要成为法治国家，就要依法治国。

这种现状，大都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行密切相关。依法治国已经喊得价天响了,没有任何反对之声,这在中国诚然是一个大的舆论成就,但在一边倒的叫好声中,依法治国是否有形式化的倾向?现在人们一谈到依法治国,仿佛就得了国家治理的法宝,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道德遭到凌辱，权利受到侵害，是不是需要一种力量来制止这种凌辱、避免这种侵害，维护道德和权利的正常行使？答案是肯定的。当时代变换，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我们要摒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这一过程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把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适当的位置，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联系，让二者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很难做到。既然如此，法律的公正性主要就来源于道，来源于道德和权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更吊诡的是，有人对国家的扶持甘之如饴，坦然受之，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进而挑精拣肥、啧有烦言，这非但不能增加人们的道德素养，恐怕还有养痈贻患之后果。

这是人类的大事，更是人生的要事。在这个道德建树的过程中，既要因应人性的内在需要，又要适应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既要有理论上的论证，又要有现实的可行性。

在现实世界中，也多有用权利以彰道德，用道德以兴权利的事例，前者如古人常说的修桥铺路，设立义仓等，现在有出资建校，捐款救灾等。[2]这一谬误的产生大都源于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把法律的保护视作对权利的创造。一句话，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合适且能不断增长的范围内。中华法系中的道德植入，并不是用道德来代替法律，只是用法律来解决道德中恶的对立，如同西方法系中用法律来解决权利中恶的对立一样。

具体点讲，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用于维系人们之间亲密、和谐、友爱的关系，这关联到人生的美好、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安定，是国之大事。在执行过程中要保证钉子户的正当利益（按拆迁标准补偿），又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合情合理。

这个力量是公正的，这是最主要的，权威性因之而生，强大力由之更强，如果没有公正性，权威可能只是淫威，强大可能只是残暴，这两者都无助于恶的对立的解决，反而会加剧恶的对立。所以，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和权利混为一谈，更不能将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与法律的重要性等量齐观，就人性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和权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其他的社会机制都是围绕其旋转的，法律只是这些社会机制之一，再说一遍，法律的重要性取决于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

可以说依法治国是它们的唯一选项。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就能更好地去理解依法治国，更好地理解法律与道德和权利的关系。